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

毫无疑问，加快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 中美是世界两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 它们的能源结构目前以化石能源为主，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总数约占45%，都面临着绿色能源转型和减排的压力。 笔者认为，两国在气候、能源领域有着一致的利益和议题，中美在能源转型和清洁能源领域加强合作非常有必要。

中美清洁能源合作起步较早。 1997年，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定清洁能源合作领域，签署《中美能源与环境合作倡议》。 进入21世纪后，中美两国开始推动清洁能源领域合作，并建立了两个重要的制度性对话平台，即2005年成立的中美能源政策对话（EPD）和中美能源政策对话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EPD）成立于2006年。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将能源问题纳入中美高层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涵盖清洁能源、建筑节能、能源效率等多个方面。

特别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清洁能源交流与合作十分活跃。 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均将清洁能源作为重要议题，包括清洁高效电力、清洁高效交通、核能、清洁燃料、智能电网、风电、航空生物燃料、民航节能、建筑等。能源节约，以及碳捕获、利用和储存。 （CCUS）等领域，中美地方政府、研究机构、大学、智库、企业和社会组织建立了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合作关系。 时任副总统拜登直接参与推动建立多个合作机制和项目，包括中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CERC）、中美能源合作等10个合作机制项目（ECP）、中美能效行动计划（EEAP）等，运作相对成熟。 其中，中国直接与3个省、19个城市、20多家大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而美国有3个州、26个城市、30多家企业。 2006年至2017年，双方开展了900多个合作项目，创建了多个清洁能源发展基地，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清洁能源合作一度被称为中美关系“最佳合作领域”。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强调以能源贸易和投资合作为主要重点。 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签署。 协议称，中国将扩大从美国进口能源产品、工业产品等。 未来两年进口规模较2017年至少增加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官方关于清洁能源的交流与合作基本停止，甚至清洁能源成为“脱钩”领域和“去中国化”。 尽管美国已中断对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的官方资金和技术支持，但非政府组织（省/州、市、智库、企业、社会组织、商会等）仍在推动中美清洁能源合作。方式多样灵活，保持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的韧性和连续性，特别是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建筑节能、储能、碳捕集（CCUS）、绿色金融等领域，潜力巨大合作。 从公开信息看，美国一些智库和企业一直呼吁保持和加强与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

多年来，中国在气候和能源问题上目标明确，态度坚定。 在中美两国元首多次会晤和联合声明中，中国都将气候和清洁能源作为重要议题和内容，向世界发出了积极的行动信号。 当前，虽然中美关系变得十分复杂，矛盾较多，但双方可以在气候合作框架内，在现有合作机制和项目基础上，重启新阶段的清洁能源合作。

一是重组现有合作机制和项目，积极创造条件重启相关议程和活动。 两国政府高层可重启清洁煤炭、电动汽车、建筑节能、能源节水、卡车能效等领域的合作机制，《中美清洁能源合作共识及项目意向清单》可以专门发布《新时代》来恢复相关对话。 和论坛活动，营造清洁能源合作的良好氛围。 拓展“碳对话”议题，深化碳足迹、碳交易、碳关税等方面交流合作，提升在全球清洁能源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二是将化石能源清洁利用作为优先合作领域。 目前，化石能源占中美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80%以上； 电力结构中，化石能源发电量占发电量的6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石油、天然气、煤炭。 上一轮中美清洁能源合作项目中，共有6个CCS和CCUS示范项目。 下一步，双方可加大在煤电机组+CCS、二氧化碳强化采油、二氧化碳资源化、甲烷气体计量减排等领域的合作。

三是共同努力加快可再生能源发电发展。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2022年将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30%以上。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占全球发电量的15%以上。 中美两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上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发展势头迅猛，在相关技术部署和创新方面优势明显。 两国合作空间巨大，应共同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

四是就共同关心的新能源应用技术和能效管理体系开展合作。 可以重点开展双方共同关心但基本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太阳能、风能、氢能、储能等应用技术领域以及能源“软技术”领域的合作效率管理。 目前，美国的能源效率水平约为中国的两倍。 过去20年，美国GDP增长了65%，但一次能源消耗却下降了近10%。 在节能和能效管理方面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标准和法律体系，可以作为交流、合作、咨询和培训的重点领域。 。

五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作用，推动建立“上下联动”的清洁能源合作模式。 地方政府、企业、研究机构、高校等是两国合作的“直接受益者”和“实际执行者”，可以鼓励根据自身经济利益和发展战略自主寻求合作机会。 例如，西弗吉尼亚州是美国主要的煤炭生产地，对煤炭清洁利用、CCS或CCUS方面的合作非常感兴趣； 加州作为清洁能源基地，在光伏、储能等技术方面有技术合作需求。 同时，充分发挥产业联盟、协会、商会等非政府组织的“桥梁”作用，稳定“自上而下拓展，促进产业升级”的两级合作模式。从上到下，从上到下共同努力”。